医学人文悦读|“从悲悯到共情”系列之四:硬币两面——寺院医学模式下的医疗观念(中世纪)·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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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李丹麑.“从悲悯到共情”系列之四:硬币两面——寺院医学模式下的医疗观念(中世纪)·下篇[J] . 中华围产医学杂志, 2021, 24(9) : 718-720. DOI:10.3760/cma.j.cn113903-20210804-00677
通信作者:李丹麑,Email:dannili@cma.org.cn,电话:010-85158479
上篇我们谈到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成为统治者集权的工具,一跃成为社会主流宗教。在神学至上的年代,医学为宗教服务,分裂为宗教医学(寺院医学)和世俗医学,其发展一度停滞甚至倒退。而到了中世纪后期(公元15世纪至16世纪),欧洲社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出现了重大变革,医学的进步则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医学体制的初步构建,以及对西方近代医学体系的深远影响。
众所周知,中世纪时期鼠疫、霍乱、麻风病、结核病和梅毒等连绵不绝的流行病和传染病成为危害人们生命与健康的重要因素,尤其是1348年至1361年爆发的鼠疫,给整个欧洲社会的政治、经济秩序予以沉重的打击。人一旦患上不治之症或传染病,将被视为“不洁之人”被驱逐。但是,被驱逐的患者并非完全自生自灭,而是交由修道院照看。基督教从创始之日起就被视为医治人类的宗教。相传基督曾召集十二门徒,给他们战胜一切恶魔、治愈疾病的力量与权柄(图1)。基督的奇迹以及授予门徒的神奇力量代表了神最权威的干预,能够治疗疾病甚至战胜死亡。在这样的教义影响之下,教会、修道院和教堂就必须替基督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工作,其附属的医院、收容所和救济中心就成为向患者提供医学服务的理想场所。早期的医院与修道院和教堂几乎是一体的,或者说是它们的一种外延形式。一开始医院依然受到教会和修道院的严格管控,以宣传“信心疗法”和寺院医学为主,但随着欧洲人口、贸易和城镇的发展,尤其是十字军东征(1096年至1291年),连年战争激发了巨大的医疗需求。医院从12世纪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期,逐渐摆脱宗教的钳制,最终在很多重要城市都形成了巨大的医疗网络,成为近代医院的雏形。拉丁文“Hospitalia”原指客栈、旅馆,后来专指收留老弱病残或专供病患居住的地方,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医院“hospital”一词。图1《圣·科斯马斯和圣·达米安为患者实施肢体移植术》蛋彩画,作者不详,创作时间约为公元1500年,现藏于德国斯图加特市政博物馆。中世纪以来,以慈善行医而闻名的基督教殉道者兄弟圣·科斯马斯和圣·达米安被视为医生和药剂师的守护神。医学主题是中世纪后期美术作品常见的题材,主要描绘修道院医院和治疗的场景
医院的出现,不仅将传统中看病治病的地点从家庭或其他公共场合(如集市)转移到固定的独立空间,促使医患双方的互动更为直接,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把诊断、治疗、护理和康复相互联系起来,成为一条完整的医疗服务产业链(图2)。日久天长,医院成为病患接受诊治的普遍性机构,医患关系最基本的信托关系也由此出现,即患者出于对医院或医生的信任,将身心托付于对方,客观上为医生观察病程和管控治疗效果提供了条件[1]。图2《探望病人》 湿壁画 作者不详,创作时间14世纪至15世纪,现存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圣马蒂诺教堂
很多医学词汇都源自拉丁语。英语“医学”一词是“medicine”,来自拉丁语“medicina”,意为“治愈的技艺”。法语“医生” 写作“medicins”,来自拉丁语的“medicus”,这个词根有“魔法”的意思。说到魔法,或许很多人首先联想到的是英国作家J·K·罗琳的作品《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但很多人未必了解,《哈里波特》中关于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诸多描写,效仿的原型就是中世纪时代的医学院校。故事里,霍格沃茨魔法学校是由四名强大的魔法师共同创办的,他们分别创建了四个风格不同的学院,本着“因材施教”的理念招收资质不同的学生。如此开明的院校设置原型是欧洲最早的医学院校——意大利的萨勒诺医学院。萨勒诺是意大利的一个海滨小城。早在古希腊时期,当地的医生就集资建立了这样一座医学院,用于培养世俗医生。直到公元7世纪,萨勒诺医学院还能得到权贵富贾的资助,不断扩大规模。而随着十字军东征和瘟疫横行,中世纪早期盛行的寺院医学和其宣扬的“信息疗法”日渐衰落。这是因为宗教医学的目的在于拯救人的灵魂,而非肉体,一则僧侣不可能将治病救人作为每天工作的重点,二则宗教严禁创口见血,僧侣从事外科治疗时便面临两难的境地。殊不知,僧侣们的苦恼恰恰为世俗医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正是在这个时期,萨勒诺很快发展成欧洲的一个医学中心,诞生了萨勒诺学派。萨勒诺医学院将古希腊-罗马“学徒制”的医学教育模式转变为理论授课的学院教育模式,逐渐演变为世俗的、初级形式的大学,系统地培养学生成为合格的医生,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民间看病治病需求。学院里教授的内容,不仅有古希腊-罗马医学,也有晚期的阿拉伯医学,可谓兼收并蓄。更为可贵的是,萨勒诺医学院还颇具开创精神,包括同时向基督徒、犹太教徒和阿拉伯人敞开大门(图3),聘请希腊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传授医学知识,从实质上摆脱了基督教会的管辖;接收女生,培养了一批当时有名的女医生;组织编写《卫生手册》(Regimen SanitatisSalernitanum),成为中世纪个人卫生保健的范本等等,不一而足。图3《萨勒诺医学院》 羊皮纸彩绘 作者不详,创作时间13世纪至15世纪。这幅画是中世纪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著作拉丁译本的插画,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出入萨勒诺医学院的人士相貌和穿着各不相同,来自不同地区。萨勒诺医学院也是今天意大利萨勒诺大学的前身萨勒诺医学院将被人们认为不体面、从而归属到理发店工作范畴的妇儿疾病诊疗以及外科手术操作也纳入培训课程当中,培养出能兼顾内科治疗和外科手术的双料医生,在公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威望。据统计,从13世纪到中世纪末期,在欧洲建立了约80所综合性大学[2],其中不乏迄今依旧活跃的大学,如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蒙特利埃大学等。这些大学均设有独立的医学院或医科,对学制和见习也有明确的规定,一般是4~8年,毕业后可授予学士(Bachelor)、硕士(Licentiate)和博士(Doctor)三种学术称号[3]。种种措施有利于医学知识体系的建立,也有利于医学知识的传播。尽管医学生学习的内容仍然以理论为主,且知识范围局限于希波克拉底的基础理论与盖仑的解剖学观点,但是他们毕业后便获得正规证书,日后大多成为医官或者医疗行业的领导阶层,这也反映了社会对于医学职业化教育的认可。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大学授课统一使用当时欧洲上流社会的“官方语言”——拉丁语。为此,大学组织大量翻译人员重新将古希腊-罗马的经典医学著作译成拉丁语版本作为教材,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挽救了部分古代典籍。连年战争变相地令阿拉伯人保存完好的古希腊-罗马文化开始随着阿拉伯医学回溯欧洲,推动了经院哲学、几何学、天文学的发展,也促成了拜占庭医学的兴盛[4],使黑暗时代(the Dark Ages)一直处于湮灭无闻状态的文明终于再次启动。2020年末,语言学界对年度热词进行了盘点。《剑桥词典》将“隔离”作为2020年度词汇。而被我们所熟悉的“隔离”制度,也是诞生于中世纪中后期。当时人们对流行病与传染病的发病、传播机制仍缺乏科学认识,更谈不上有效的治疗,只能依靠本能逃离病发区,这是一种自发隔离的手段,而前文谈到的教会及其修道院、教堂则承担执行被动隔离的角色。中世纪时期出现的无数麻风病院、传染病院与精神病院,其主要的功能就是“隔离”。公元6世纪,拜占庭帝国已经出现了专供麻风病人居住的隔离设施。到12世纪早期,欧洲各国都建立起来了由教会管辖的类似机构。中世纪历史学家马修·帕里斯留给后世的统计显示,12世纪由教会管辖的麻风病隔离所多达19 000多座,众多麻风病人在隔离状态下的生活,俨然成为了单独运行的社会体系。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统治者颁布的两项重要措施,有效地起控制作用:一是检疫,二是隔离。有流行病学家测算,尽管鼠疫横行欧洲几个世纪,但是暴发期没有超过连续两个世代(即40~50年),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两项举措。据史料记载,当时欧洲很多城市纷纷成立卫生委员会,颁布食物售卖、禁售毒品、埋葬死者的法令。而包括死亡通知、验尸、尸检、卫生、清洁、污秽、卫生局、官方药典、公共医师、隔离、海关检疫、外来人口检疫、健康护照、瘟疫防治须知等词汇也频繁出现在中世纪的文书和证件当中。检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77年。当时威尼斯共和国为了防止病毒快速传播,颁布了一项称为“Trentina”的禁令,这一词源自意大利语的“30”,也就是说,来往船只如果想停靠,必须先到距离城市和海港相当距离的指定场所,在空气新鲜、阳光充足的环境里停留30天才可入境。当地统治者认为,在这30天等候期结束后,身体健康的人不太可能传播疾病,遂允许其上岸。与威尼斯共和国同时代的另一个重要贸易港口是拉古萨(即今天克罗地亚城市杜布罗夫尼克)。在这里,不但有类似“Trentina”的船舶隔离措施,而且拉古萨的首席医师雅各布·帕多瓦建议,医院要在远离城镇的地方建造专门隔离可疑或确诊患者的机构(图4),在专门设立的委员会监督指导下负责治疗、呈报病情。图4拉古萨隔离所早期设计图纸 作者不详,创作时间约为15世纪,现藏于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历史博物馆
威尼斯共和国又借鉴了拉古萨的做法,在1448年将所有船只的停泊隔离时间延长到40天,称为“Quarantena”,这是英语“隔离”一词“quarantine”的词源。不但如此,威尼斯共和分别在1432年和1468年修建了两处隔离所,安排疑似或确诊患者在此接受治疗。隔离所在意大利语里称为“Lazzaretto”。这个名字来源于《圣经》故事,贫穷的麻风病人拉萨路(Lazzaro)没有抛弃对上帝的信仰,死后升入天堂成为圣者,被后人视为麻风病患者的守护神。威尼斯人便在拉萨路名字后面加上表示地点的后缀“etto”,便组成了“Lazzaretto”,意为“圣者拉萨路之地”,以求庇护。作为检疫或者隔离机构的代名词,今天我们仍可在意大利乃至欧洲社会的媒体报道里读到这个词。从中世纪数次大规模流行性疾病史和跨越两个世纪的欧洲十字军东征来看,世俗医学在中世纪后期终于有机会介入到神权对健康的绝对管控之中,寻得一席之地并形成西方近现代医学的体系雏形。而作为昙花一现的寺院医学则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西方医学逐渐完成由个体形态向群体形态的过渡,也为随后到来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1] Cockerham W. Medical sociology[M]. London:Routledg,2017: 229.[2] Porter D. Health, civilization and thestate[M].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Press,1999:27.[3] Castiglioni A. A history of medicine[M].London:Routledge &CRC Press,1941:314.[4] Haskin CH. The rise of universities[M].Montana:Literary Licensing, LLC,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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